奴隸制度是結構性的罪

甚麼是結構性的罪？奴隸制度當然是一個極好的例子。結構性的罪至少有兩個特徵，一方面是在制度中的人是難以逃避，人人有份。另一方面是制度中由價值到實踐環環相扣，一切都看似很合理的。羅馬的奴隸制度就具備這兩個特性，在第一世紀時，羅馬帝國約有三份一人是奴隸，規模之大是歷史中少有，滲透的廣闊也是難以想像。無論大少的家庭都會有奴隸幫忙，所以，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份參與在制度之中，分別只是多或少。

當我們都是制度的參與者或是既得利益者時，大家很容易同時接納制度的合理性。為了讓羅馬羣眾接納奴隸制度，政權提供一個「合理」的理由——在法律上，他們把奴隸定義成物品，有關保護奴隸的法律是放在物品的法律中，而不是有關人的法律﹔在價值上，他們承接希臘的自然奴隸論，把奴隸制度解釋成必然的，因為人有不同的本質，有些人是必需被管理才能生活的。

保羅在腓利門書10至12節，就刻意的把阿雷西母形容成是他的兒子及心上的人。這兩個描述並非偶然，是保羅刻意要製造的修辭果效，用兩個用來形容極親密關係的字來形容一個被視為物品的奴隸。這種修辭手法是為了衝擊腓利門視他的奴隸為物品的固有思想，保羅用他自己的價值觀來試圖感染腓利門，希望腓利門跟隨自己的腳蹤，改變他對奴隸根深蒂固的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