採訪、整理：黎嘉晉（傳訊主任）
黎：你們如何看今次全球疫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？
馮：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已不是良好，大部份人收入低微，衛生設備不足夠，不少人經已營養不良。所以今次疫情對他們有深遠的影響，他們很難復原。緊急拯救等國際援助只是短期的，現在國家經濟癱瘓、人民又病倒了，就很難重啟經濟。
陳：今次發達地區因應對疫情也自顧不暇，相信發展中國家可獲得的國際金錢及物質援助會減少。這又不是絕望的，我看社區要靠自己（復原）。今次抗疫帶出一個信息：究竟是等政府告訴人民如何控制疫情，還是靠社區預防呢？正如以前愛滋病出現時，人心惶惶，人又不敢說自己染病，但是許多成功例子說明社區有能力應對，包括支援鄰舍、轉介懷疑受感染者接受治療等。
辨識社區網絡
黎： 那麼，社區如何提升自身預防能力？
陳：我舉一個例子，非洲塞拉利昂經歷過2014至2016年伊波拉病毒疫情，那經歷讓當地更懂得在公共衛生上防範這次世紀疫症。在災難下，社區本有一定的應對能力，只是應對機制可以多快被啟動。今次疫症過後，發展中國家人民是否更注意個人衛生，也不一定，但是當再有疫症爆發時，他們的應對意識會大大提高。
馮：我同意，一個社區或羣組經歷共同創傷後，如果他們從中得出一些經驗或應對逆境能力，這可以幫助他們或他們的下一代更好面對下一次災難所帶來的創傷。另外，貧窮國家如印度的部份地區有很強的非正規網絡（informal network），居民可利用自身社羣的力量去面對社會突變的情況，即管當地市場、電台、政府辦公室和診所等服務關閉，他們仍可以知道向哪些人尋求幫助，或者索取資訊，構建自身的鄰舍互助及供應鏈等。
黎： 有沒有例子說明這些非正規網絡是如何運作？
馮：例如要應付疫情，不只是靠物資供應，而且知道如何傳送（物資至有需要人士）、如何洗手等。一個社區裏會有一些人掌握這些相關資訊，能夠辨識哪些是真與假，哪些是應該遵從與否，逐漸透過自身的網絡傳遞出去。
陳：這除了說明社區領袖在信息傳遞的重要外，還令我想到貧窮社區內的「傳統型權威」。一些地區未必有很準確的資訊，但是居民很相信傳統權威，如果扶貧工作者找到這些權威人士（如宗教領袖或酋長），作出介入，這可以幫助居民在公共衛生的行為與心態上作出改變。因此，我們的眼光不應只放在防疫物資的援助，而是協助社區辨識及聯繫已有的資源及網絡。
回復原狀已不可能
黎： 受疫情所累，各國經歷不同程度的經濟停擺。即使疫情受控，經濟恢復，病毒也隨時再度來襲。面對如此不穩定的將來，究竟怎樣的社經生活方式更合適人類及生態環境？
馮：因着國家封鎖政策而導致的經濟停擺，說明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可以放置在比追求GDP（國內生產總值）增長更高和更重要的位置。人是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和犧牲，去保護、顧及更弱勢和更貧窮的人。雖然那是緊急措施，但是如果此心態在疫情之後能夠延續下去，是會帶來改變的。
依賴GDP增長是西方的思想模式，覺得人類社會是要無止境地發展。當我們說「發展」時，都是如此思維。但是在神的國度來說並非這樣。人喜歡說「生產力」（productivity），但是神說「豐盛」（fruitfulness）。或者，我們退一步問自己：在個人及社會生活層面，我們是追求生產力，還是豐盛？即是問，我們的經濟發展有沒有注意到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的條件，而不是側重於高生產和高消費的發展模式。
陳：是的，我走過不同的貧窮社區，也帶給我許多反思，就是我看見很多豐富的東西在貧窮家庭當中。這些東西有時並沒有很多經濟指標在其中。例如對他們來說，明天還有沒有食物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們有很高的抗逆力，又常常感恩，並且家庭關係可以是很好。有時候，我們只側重經濟支持，忽略了他們的社羣韌性及文化。
感動在乎看見
黎：香港信徒如何將貧國情況的需要擺上禱告，並且在生活上維護貧者的尊嚴？
陳：關心貧國人民之前，要先對他們的情況有感動，才願意為他們走多幾步。我的感動源於我有機會見到、探訪他們。當然，這不必然只有到過貧國如孟加拉，才會有感動。你身邊有很多貧乏人，多一點關心他們的時候，你大抵感受到貧窮生活的掙扎。
馮：對我來說，如我曾經歷過，感動會容易得多。我跟學生說，英文字compassion（憐憫／同情）字面意思是「一同受難」（suffer with）。現在的疫情幫助我們經驗更多，可能是第一次面對社區集體焦慮、創傷、失業和經濟蕭條。對香港信徒來說，可能這讓我們更體會到貧窮地區的人平日所面對的境況，沒有工作、沒有食物等。不過，compassion不只是一種感覺，而是要認識對方，並且付出時間和代價，如閱讀相關書籍和紀錄片、到訪他們的地方、跟他們談話，以至住在當地一段時間。
（原載於CGST MAGAZINE網頁〔magazine.cgst.edu〕，經施達編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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